当时，东宫官属除了太子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、宾客以外，还有左右詹事、同知詹事院事、副詹事、詹事丞、左右率府使、同知左右率府事、左右率府副使、谕德、赞善大夫，都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。又有文学、中舍、正字、侍正、洗马、庶子及赞读等官。
洪武十五年（公元1382年），改定左、右春坊官，各置庶子、谕德、中允、赞善、司直郎，又各设大学士。随即又定司经局官，设洗马、校书、正字。二十二年（公元1389年），因属官太多而无所统率，才设詹事院以总之。
二十五年（公元1392年）改名詹事府，驾驭左春坊、右春坊、司经局等部门，统府、坊、局之政事，置詹事1人（正三品），少詹事2人（正四品），府丞2人（正六品）。主簿厅主簿1人（从七品），录事2人（正九品），通事舍人2人。
左春坊：职官有大学士（正五品）、左庶子（正五品）、左谕德（从五品）各1人，左中允（正六品）、左赞善（从六品）、左司直郎（从六品，后不常设）各2人，左清纪郎1人（从八品，不常设），左司谏2人（从九品，不常设）。右春坊的官员设置如左春坊。
詹事掌统府、坊、局之政事，以辅导太子。少詹事为詹事之副贰。明太祖对太子的教育很重视，既不随便付之以重任，又特设一套较前代完备的东宫官，以训导太子。
《明会要·职官七》引《明通纪》：洪武元年（公元1368年）正月，中书及都督府议，仿元旧制设中书令，欲奏以太子为之。帝曰：“取法于古，必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元人事不师古，设官不以任贤，惟其类是与，岂可取法？且吾子年未长，学未充，更事未多，所宜尊礼师傅，讲习经传，博通古今，识达机宜。他日军国重务，皆令启闻，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？”乃令詹同考东宫官，设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、詹事、率府使、谕德、赞善，宾客等官。
这表现了明太祖的卓见远识，詹事府官员对太子的影响最为直接，所以明太祖慎择其人，常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。据《明史·唐铎传》记载，初置詹事院，太祖对吏部说：“辅导太子，必择端重之士。三代保、傅，礼甚尊严。兵部尚书唐铎谨厚有德量，以为詹事，食尚书俸如故。”以后，凡东宫官缺，则命廷臣推举孝义笃行之京官兼任。英宗天顺（公元1457—1464年）以前，或尚书、侍郎、都御史兼任。宪宗成化（公元1465—1487年）以后，例以礼部尚书、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，明太祖规定宫官由廷臣兼领，其谋虑是很深远的。
据《洪武圣政记》记载：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年）十二月，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，罢兼领之职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。帝曰：“古者不备其官，惟贤能是用。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，兼东宫官，非无谓也，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，遂成嫌隙，或**谋，离间骨肉，其祸非细。若江充之事，可为明鉴。朕今立法，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，父子一体，君臣一心，庶几无相构患”。这说明了明太祖规定“兼领”之制是接受了西汉巫蛊之祸的教训。宫官“兼领”就可预防廷臣与宫官相构，而**谋，“离间骨肉”。这是明太祖调节宫廷内部矛盾的重要措施。
通事舍人掌东宫朝谒及辞见之礼。“凡廷臣朝贺，进笺进春、进历于太子，则引入而举案”。春坊大学士执掌太子向皇上奏请及讲读之事。洗马掌经史子集、制典、图书刊辑之事。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，皆受而藏之。校书、正字为洗马之佐，掌缮写装潢并校正典籍之讹谬。
不过，在明中期以后，詹事府成为翰林官迁转之阶，太子出阁的讲读之事都由其他官员充任，名实已不相符了。
总的来说，吴襄为吴三辅安排去詹事府，还是很有眼光，很有想法的。
不过，韦宝却觉得，二十万两银子买一个詹事府的从七品闲职，也就吴襄做得出来了，这也太贵了吧？
别人都是花大价钱弄肥缺，而吴襄倒好，花大价钱弄一个闲职？
“你们肯定奇怪，我花二十万两纹银给三辅弄一个闲职做什么？我是怕三辅沾上党争啊，我不求你在官场上多出息，平平安安的就好，官场上面的事情，扑朔迷离，谁也看不准的，尽量不要和谁走的太近！变天的时候，不至于被大风大雨伤着。”吴三辅道。
韦宝闻听吴襄这么说，十分佩服，虽然这种明哲保身显得太保守，但韦宝也能体会到父亲对子女的爱护！
“爹，眼下不都是魏公公当家吗？与魏公公走的稍微近一些，没啥吧、反正你给我弄的是一个闲职。”吴三辅道：“再变天，也变不到我头上吧？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一些？”
“你听我的就是了，咱们给魏公公送一些孝敬银子，不碍事的，你做个闲职小吏，再变天也的确变不到你头上。但你要谨记，既不要与魏公公底下人过从甚密，也不要与东林的人过从甚密，都没有什么好处的，记住了吗？”吴襄郑重其事的对吴三辅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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